费尼在斯大林格勒

我被编入第84坦克旅。那是1942年8月下半月。我参加了拖拉机厂附近的防御战。

我的火力阵地距离工厂100-150米。主要任务是阻止德军突破至河边，因为工厂离伏尔加河不远。在这些战斗中，我驾驶T-70 击毁了三辆德军坦克。

— 那些是什么坦克？大还是小？是T-3还是T-4？

— 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如果是某种重型坦克，我那门45毫米炮根本打不穿。可当时还没有那些坦克。那时只有T-3和T-4中型坦克， 它们的装甲已经有所加强，火炮身管也加长了。 所以我击毁的那些应该是某种轻型坦克。但我根本没看清！我的瞄准镜里有这样一套刻度。 我们每次都会设定射击距离。 BR-8，射程设为800米的穿甲弹。在这个距离内，炮弹的弹道高度不会超过德军坦克的高度。经验丰富的坦克兵就是这样教我们的。

情况是这样的。我的坦克停在战壕里，埋到炮塔的位置。炮塔可以旋转，周围的一切我都看得见。当我击中第一辆坦克，看着它燃烧起来时，我感到无比快意。那一刻，我只有这种感觉，其他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不过，那三辆坦克并不是同一天击毁的，而是在不同的日子。我们当时不记日期。德军一次又一次地进攻，他们每天都发动进攻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们奉命支援一个步兵营，他们要从德军手中夺回三栋营房式建筑。那些房屋都是两层的。离我们约三百米处有一堆废墟，我把坦克开到了那里。没有人向我开火。右边有一小片灌木。正前方是一栋房子，我的任务是向它的窗户射击。一个步兵连正匍匐接近那栋房子。他们给我发了一枚绿色信号弹——表示可以开火；红色信号弹则表示停止射击。绿色信号弹升起来了。我瞄准那栋房子左侧的窗户。然后……轰的一炮。窗户里飞出一团黑色尘土。我原以为炮弹打进去后会冒出红光或火焰之类的东西。

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斯韦奇卡廖夫是我的驾驶员，比我大12岁，是个西伯利亚人。他看到我命中目标后喊道：

– 打中了，打中了，好样的！

要知道，他比我年长，而且已经打过仗了。他一直惦记着自己的中尉，也就是我，想看看我到底会不会射击。现在见我打中了，他高兴极了。

我也很高兴，但还得继续射击。那栋楼有4个入口，窗户很多。于是我沿着整个一楼逐个射击。然后抬高炮口，开始轰击二楼。打完之后，我看到了红色信号弹。我停止射击时，我方步兵已经爬到楼前，扔了几枚手榴弹，接着便从窗户跳了进去。他们已经训练得非常娴熟，三下两下就冲进了楼里。我听见里面响起交火声。突然，一大群德军在一名指挥官带领下从侧面冲向这栋楼。大约有18-20人，应该是一支预备队。

这时，我必须自己决定该怎么办，因为与上级根本没有通信联系。这还有什么可想的！我朝人群轰地打出一发榴弹，尘土顿时扬了起来，德军一下子全都不见了。可他们刚一有动静，我又开了一炮。尘土再次腾起，之后我再也没看到那里有人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感到如释重负，觉得自己似乎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 

亚历山大·费尼坦克排的T-70

我们沿着街道返回时，看到路上停着一辆不知被谁遗弃的T-70，而且驾驶员和车长的舱盖都是关闭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如果坦克被击毁，舱盖应该是开着的。必须查个明白。斯韦奇卡廖夫经验丰富。他把我们的坦克紧靠着那辆被遗弃的T-70停下，然后从底部舱口钻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我抬高炮管，一边转动炮塔，一边监视对面房屋的窗户。斯韦奇卡廖夫在那辆坦克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于是，我们索性用 钢缆把它挂在自己的坦克后面，拖回了我方阵地。部队里没人追究那辆坦克出了什么事，也没人查问乘员去了哪里。最重要的是，那几栋房子已经被攻下。步兵连连长称赞我和斯韦奇卡廖夫，说我们很好地支援了步兵。他说：“我要为你们请功。”但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已经在准备抗击进攻了。斯韦奇卡廖夫正在清理触点，我按他的口令摇动手柄。突然，一发榴霰弹爆炸，猛地击中了我！我砰的一下倒在装甲上，头也撞了上去。斯韦奇卡廖夫觉得我当时甚至还来得及说了一句“我中弹了”。我不知道，也不记得了。斯韦奇卡廖夫立刻冲过来，把我背到掩蔽部里。他检查了一下，发现有两个弹孔，便叫来一名医务员。医务员为我做了急救，把我的手臂包扎起来。我腰间的连体服皮带里塞着两枚手榴弹，这边还带着手枪。右手还能活动，身上另外还带着信号旗……

 医务员叫我坐在这里等担架员。他们会来接我，把我送到伏尔加河对岸。可我在那里坐着等了一整夜，始终没人来。早晨，我从掩蔽部里探出头查看，发现我方人员已经一个都不在了。我回头一看，我们的坦克也全没了。铁轨旁只趴着德军士兵，那里还停着车厢。德军士兵脚朝着我，头朝伏尔加河方向。也就是说，我落到了他们后方。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幸好没有德军闯进这里，否则我就完了。我只好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。

车厢彼此相连，但并非全部连在一起。我看到有一处车厢之间相隔8-10米。也就是说，左边车厢旁趴着一名德军士兵，穿过这段空隙，右边车厢旁又趴着一名德军士兵。我该怎么办？我已经把信号旗扔到了一旁。一只手拿着手枪，另一只手吊在绷带上。我爬出去，悄悄朝那个“通道”走去。一边走，一边盯着那些德军，只盼他们谁也别回头看我。要是被发现，我就“完蛋了”。我害怕被俘，因为早在1941年，我就在报纸上读到过，德军把我方被俘坦克兵的双脚分别绑在两辆坦克上，将他们撕裂…

我就这样走了20-25米，心想德军现在可能已经能听到我的动静了。于是我作出决定：不瞄准，先朝一边轰地开一枪，再朝另一边轰地开一枪，然后就跑。那边有4条铁轨。最后一条铁轨后面趴着我方士兵。他们看见一个穿黑色连体服的人突然出现，朝德军开了枪，现在又向他们跑来。我方士兵立即向德军开火，这样一来，那两个德军士兵谁也无法向我射击。我安然无恙地跑到了自己人那里。他们高兴地接应了我，那里的基层指挥员甚至还为我指明了前往渡口的路。就这样，我来到渡船码头，过了伏尔加河，后来又搭便车抵达医院。“贾尼别克”— 那是当地一个车站的名字。

就这样，我住进了医院，而我们的坦克旅仍在继续战斗。

战后，我找到了斯韦奇卡廖夫的授奖呈报表。上面记载了我们如何击毁三辆坦克、如何在攻打建筑时支援步兵，以及我负伤后他在战斗中取得的其他战绩。

所以，我在斯大林格勒负了伤，而他获得了二级卫国战争勋章。指挥部则认定我已经牺牲，把我的档案送进了档案馆。